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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老板说得很认真,刚才秦老板对我说

文章作者:网站首页 上传时间:2019-10-14

3 不出半天,两条半路就断了两条,并且遭受了莫大的屈辱。我非常气愤,心里想:张一民郑康平,你们等着! 生气没用,人还要活,路还要走,旅行还得继续。下楼之后我先买了份盒饭,然后想着怎么办。办法总是有的,不是还有半条路吗?人在走投无路时脸皮会变厚。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石大哥打过去一个电话。反正我已经被拒绝两次了,再多一次也无所谓。我相信那个中年汉子的话,关键时刻总会有贵人帮我的,现在看来这个贵人只能是石大哥了。 石大哥接到我的电话,说:我太忙了,没办法过来接你,你自己做几路几路中巴,到什么什么地方下车,来永安商场找我。我简直就是喜不自禁,马上拖上行李,按他指定的路线挤上中巴,走了很远很远,过了很长很长时间,才到了位于蛇口太子路的永安商场。那时候深南大道正在修建,行车特慢,南油大道根本没有,中巴在南头里面七弯八拐,头都转晕了,从罗湖到蛇口足足花了两个半小时。当我找到石大哥时,已经五点多,他正在指挥装车,听见我喊他,马上过来打招呼,并且掏出大哥大指示老婆晚上加两个菜,有客人。那一刻我差点就流出眼泪,像老电影里失散多年的红军终于重新找到了党的感觉。 晚上虽然我只能睡地铺,但感觉特温暖。我将从郑康平那里要回来的礼品送给石大哥,并且向石大哥申请用一下电话,跟老婆报了个平安。 第二天石大哥照例要上班,他给我找了辆自行车,说:你自己骑车转转,找工作的事急不得。 我比石大哥想象的要顺利,当天上午就找到了工作。那天我从石大哥家出来,骑了自行车没走多远就碰到一家工厂,对看门的说找工作,他说你找错了,是那边的恒基实业招聘工程师。我按他指的方向沿南山脚下从东向西走一百米。对骑车的我来说也就是上车下车两个动作。接待我的是个乡村教师模样的干部,胸前戴了个工牌,上面写着“副经理”,我亮出随身带来的一大堆红色证书,他眼睛当场发亮,说:你等一下。转身闪进去了。 副经理领我来见秦老板时,他正在埋头看我那一大堆证书。说来好笑,那一堆证书中的绝大多数是各种论文的获奖证书,诸如“优秀论文奖”之类,没想到今天起了这么大的作用。那时候还没听说过做假证的事,这一大堆的论文、著作、学历证明、获奖证书着实让香港老板秦春泉先生大开眼界,他确信发现了真正的人才。秦老板只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这么有成就干吗还要到我这里来?我当然不能说是生活所迫,觉得那样说怪丢人的,于是说:在我们那里,谁干得好谁麻烦就多。秦老板好像很同意我的观点,非常认同地点点头,然后用我听不懂的话对那个乡村教师模样的副经理说了一串什么,副经理将桌子上那一大堆证书收在一起,抱在手里把我领进一间看上去像老板办公室的房间,安排我在沙发上坐下,把那些证书还给我,说:你等一下,老板还要找你谈谈。直到这时,我才发现副经理也是会笑的。 我在傻等着,但感觉自己已经被录用了,否则还要找我谈什么,干脆打发走算了。 过了一会儿,秦老板进来了。他是一阵风似地进来的,脸上笑嘻嘻的,整个神态与刚才判若两人。他一边走进来一边笑嘻嘻地与我打招呼,仿佛是对老朋友。他用带有浓重方言的“普通话”喊我:灯辣阿。我知道他这是友好的表示,但我不知该怎样答话,只好欠身点头加傻笑。这时候他已经坐到他的大班台上,用更加标准一点的普通话一边招手一边对我说:来来来,上来坐。我就从沙发上彻底站起来,坐到他对面的围椅上。围椅显然是专门留给接受老板谈话的人坐的,而且只有一张,看来老板喜欢找人单独谈话。单独被领导或上司召见谈话的经历我还是有的,所以并不怯场,只是心里告戒自己:注意,言多必失!但秦老板并没有给我失言的机会,他只是告诉我:人工你不用操心,你把事情做好就行了,人工是我考虑的事。另外,不好意思,你必须与工人一起吃,所以伙食相当差,不知你能不能受得了。没等我回答,他又说:你先吃了再说,等以后你们北方人多了,公司再统一解决。我没说话,还是在傻笑。说实话,他虽然用了比较标准的普通话,但我还是好多地方听不懂,比如“人工”,再比如为什么说我是“北方人”,但此时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伙食到底差到什么程度,难道比我当年上山下乡在建设兵团连续吃几个月咸萝卜樱子还差?也未必不可能。这里是资本家的工厂。我想起了万恶的旧社会,想起天津三条石资本家残酷压榨工人的情景。我想不管怎么样,先干了再说,就当是了解生活丰富阅历。我说没关系,我吃得苦。秦老板笑了,笑得比刚才更灿烂。他笑着抓起了电话,拨了几个号码,又说了一句我听不懂的话,放下电话,仍然对我笑,也像我刚才那样傻笑,笑得蛮天真,使我怀疑这就是香港的大老板。 这时候,副经理又进来了,对秦老板不知说了句什么,然后笑着对我说:“丁先生,请吃饭去吧。”边说还边做着请的手势。 我还是第一次听见有人称我为“先生”,由于我的姓名一共只有两个极简单的字,所以熟人对我都直呼其名,合作单位的人一般都喊“丁工”,从来没被称为“先生”的。我看看秦老板,意思是说秦老板是不是一起去。虽然没说话,秦老板还是准确地理解了我的意思,他笑着示意让我自己去。副经理将我领到楼下,来到主厂房的旁边的一个临时性建筑食堂,变戏法般地拿出一个带活动把子的不锈钢饭盒,递给我,说:“那边有水龙头,洗洗,从后面排队就行了。”我问:“不用饭票?”他笑笑,说不用。 食堂不大,比我们学校的小多了,甚至比我们设计院食堂都小,差不多与上山下乡时我们连队食堂一般大,但那时候我们连队在食堂就餐人员只有三十多人,而这里面挤了少说也有三百人,满满的,全部在排队,没人在吃饭。仔细一看,才发现食堂有一个后门,打完饭之后工人从后门出去了。 我老老实实地挤到最后,一步一步地机械地跟着队伍往前移动。周围的男男女女不时地有人看我一眼,但看得时间很短,只要我一回眼他们马上就躲开。个别长相较好的女工在眼光躲开之后又对着同伴的耳朵嘀咕了两三秒钟,然后她们一起放声大笑,其中一个还做出要打另一个的样子。我知道她们肯定是在说我,所以尽可能目不斜视,面上露出极微弱地微笑。 快到窗口时,我才看清,员工在这里排队其实只是打菜,每人一荤两素,打完菜后迅速向后门走去,那里有饭和汤,打饭和打汤实行按需分配,吃多少打多少,没想到这小小的员工食堂居然还部分实现了共产主义。轮到我时,看着琳琅满目的菜肴,一下子竟愣在那里,不知该点什么菜。以前在食堂吃饭,窗口前面都有一块黑板,标明什么什么菜,多少多少价钱,习惯了,今天猛一遇见这么多没名没姓没价钱的菜,还真有点不知所措。窗口里面的小伙子非常友善地看着我,笑着问:“你是新来的丁主管吧?”尽管他将丁说成是“灯”,但我还是听清了他的意思,赶紧大幅度地点点头,同时心里纳闷:我是主管?主管是什么头衔?管什么?老板还没明确告诉是否录用我,就由食堂的厨工来宣布我的职位,看来资本主义的管理才真正体现工人当家作主。“老板说了,”小伙子说,“你随便点,要吃什么点什么。” 我怕妨碍后面的人,来不及细想,就随便点了三个菜,记得好像是半片红烧猪脚、一条油炸非洲鲫鱼和一份空心菜。这就是秦老板一再向我解释并表示歉意的“相当差”的伙食!说实话,比我在家里吃的好多了。事实上,如果我在家里有这么“相当差”的伙食,我可能就不来深圳了。在家里时,院里逢年过节发点荤,我和妻子总是像宝贝一样藏在冷冻柜里,需要改善伙食时,取出来如劈柴一般砍点下来,配点青椒炒个菜,一家四口像过年。当然,好菜也是会买的,比如买条小桂鱼,但那是专门给儿子补钙的,我和妻子是万万动不得的,如果我们要动,那也必须给保姆吃,而那条小鱼还不够保姆一个人吃。 吃着这“相当差”的菜,我只有一个想法:要是老婆孩子也能吃上就好了!这样想着,我的眼前就浮现了儿子吃榨菜的模样。眼泪滴到了碗里。 秦老板说伙食“相当差”是有道理的。秦老板、副经理还有几个香港师傅他们吃小灶,单说那道汤,听说就加了各种参料,比香港的阿二靓汤还地道。相对于他们来说,我吃的确实是相当相当差。刚才我在秦老板的办公室里等他那段时间,秦老板正在与几个香港师傅交涉。秦老板主张我与他们一起吃小灶,几个香港师傅不同意,理由是:从今往后北方来的师傅越来越多,要是都跟了他们吃小灶怎么办?最后秦老板采取了折中的办法:我不跟香港人吃小灶,但在工人食堂吃什么不受任何限制。这些情况我当时并不知道,是后来陈秉章告诉我的。 吃过饭,副经理领我去安排宿舍。他们好像不需要对我说“你已经录用了”之类的话,或者是秦老板以为副经理说过了,副经理以为秦老板说过了,结果他们谁也没说,直接安排吃住。直到这时候我才知道,原来资本主义工厂的员工是包吃包住的,工厂就是家,真正做到以厂为家,全心全意为老板卖命。 宿舍在顶楼。这里的厂房与我印象中的不一样。我从小生长在钢城,后来从事的也是冶金行业,看到的都是大工厂,有很宽广的厂区,有大烟囱,厂区内能跑汽车,甚至有铁路,而现在的这个工厂就只有一栋五层楼,一到五层全是车间,只有二楼的一小部分做办公室,食堂在下面盖了个临时建筑凑合着,宿舍建在楼顶,用铁皮做的。这种建在楼顶的铁皮屋现在算是违章建筑,一律捣毁了,据说是不符合消防要求,但当时我们就是这么住的。 我被安排和陈秉章住一间。房子很小,上下铺。陈秉章已经占了下铺,我睡上铺。说实话,住的地方比我们设计院差多了,甚至比我在建设兵团时都差。铁皮房,又睡上铺,幸亏是冬季,要是夏天该怎样过? 陈秉章戴副眼镜,看就是知识分子,一问,果然是电视大学毕业,在公司搞化验。陈秉章比我大两岁,学历虽不高,但阅历并不浅。他问我是那里人,我告诉他是马鞍山的,他马上就说他知道马鞍山,并背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马鞍山条件很好,可以发展成为一个中型的钢铁联合企业,因为发展成中型钢铁联合企业比较快。背完这段语录,我对他一下子亲近许多。 陈秉章告诉我他是广州人,因为他哥哥在香港原料行工作,与秦老板认识,所以他才能在公司谋得这个差使。 “他算什么东西!”陈秉章对秦老板好像很有意见,他说:“一个地道的潮洲农民,初中生,上学时还总是抄别人的作业,文革期间混不下去了,偷渡到香港,在香港一间小电镀厂打工,后来不择手段骗娶了老板的女儿,自己就成了小老板。别看他现在人模狗样,还不是靠这几年在深圳省下的人工、房租、生活费、税费、环保费,使他的电镀成本比香港那边低许多,才一下子接到这么多定单。” 陈秉章的话具有权威性,因为他哥哥是香港人,而且在香港做电镀原料生意,对两边的行情都知道。 “‘人工’是什么?”我问。刚才秦老板对我说“人工你不用操心”,我就没听懂,也没好意思问。 “人工就是工资。”陈秉章说。 听了他的解释我忍不住地笑了。他问我笑什么,我把秦老板刚才对我说的话复述了一遍,并告诉他我以为是不要我管工人,只要我管技术。 陈秉章听完之后也哈哈大笑,但他很快就收住了笑容,严肃地告诉我:你上当了。我问为什么?他说:不事先谈好价钱,出粮时你看吧,最多给你一两千。我问“出粮”是什么意思?他说出粮就是领工资。我又问:你是说每月工资一两千元?他说是啊,你还以为是多少?我没敢说话,心里想:我乖乖,一月一两千呀!一月抵在家干一年了!我想如果我真能一月拿一千多,我就给老婆买个金项链带回去,准把她乐疯了。想起老婆在家省吃俭用的样子,我的心凝重了许多。 陈秉章见我不说话,并且脸色凝重,就来安慰我,说:“先干了再说,骑马找马。我哥哥说了,有机会他也来内地开间电镀厂,到时候去我哥哥那边做,保证他会给我们香港师傅的待遇,每月人工一两万。” “多少?”我怕自己又误解了。 “每月一两万港币唠,”他说,“总不能真跟香港师傅一模一样拿两三万一月吧。”他肯定觉得我贪得无厌。 “不是这个意思。”我赶紧解释,“我是没想到这么多。” “没想到吧?”他说,“这还不算最高的,最高的一月四万多呢。” 我觉得他在瞎说。 他接着说:“其实香港人有什么了不起?凭什么人工是我们的十几倍?那几个鸟香港人跟他妈的秦老板一个样,都是从大陆偷渡过去的,一个个初中都没念完,懂个狗屁!他们谁行谁到化验室来做个分析看看。” 我刚来,不想介入到这些是非之中,就提醒他:“该上班了吧?” “没事,”他说,“反正化验室就我一个人。” “一块下楼吧,我正好要去取行李。” “那好吧。” 下到四楼,陈秉章说,我到了,拜拜。我抬了下手,说拜拜,然后一直下到一楼,骑上那辆破自行车,一阵风似地找石大哥报喜去了。

4 赖老板说伙食"相当差"是有道理的。赖老板、副经理还有几个香港师傅他们吃小灶,单说那道汤,听说就加了各种参料,比香港的阿二靓汤还地道。相对于他们来说,我吃的确实是相当相当差。刚才我在赖老板的办公室里等他那段时间,赖老板正在与几个香港师傅交涉。赖老板主张我与他们一起吃小灶,几个香港师傅不同意,理由是:从今往后北方来的师傅越来越多,要是都跟了他们吃小灶怎么办?最后赖老板采取了折中的办法:我不跟香港人吃小灶,但在工人食堂吃什么吃多少都不受任何限制。这些情况我当时并不知道,是后来陈秉章告诉我的。 吃过饭,副经理领我去安排宿舍。他们好像不需要对我说"你已经录用了"之类的话,或者是赖老板以为副经理说过了,副经理以为赖老板说过了,结果他们谁也没说,直接安排吃住。直到这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工厂的员工是包吃包住的,工厂就是家,家就是工厂,真正做到以厂为家,全心全意为老板卖命。 宿舍在顶楼。这里的厂房与我印象中的不一样。我从小生长在钢城,后来从事的也是冶金行业,看到的都是大工厂。有很宽广的厂区,有大烟囱,厂区内能跑汽车,跑火车,而现在的这个工厂就只有一栋五层楼,一到五层全是车间,只有二楼的一小部分做办公室,食堂在下面盖了个临时建筑凑合着,宿舍建在楼顶,用铁皮做的。这种建在楼顶的铁皮屋现在算是违章建筑,一律捣毁了,据说是不符合消防要求,但当时我们就是这么住的。 我被安排和陈秉章住一间。房子很小,上下铺。陈秉章已经占了下铺,我睡上铺。说实话,住的地方比我们设计院差多了,甚至比我在建设兵团时都差。铁皮房,又睡上铺,幸亏是冬季,要是夏天该怎样过? 陈秉章戴副眼镜,一看就是知识分子,一问,果然是电视大学毕业,在公司搞化验。陈秉章比我大两岁,学历虽不高,但阅历并不浅。他问我是哪里人,我告诉他是马鞍山的,他马上就说他知道马鞍山,并背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马鞍山条件很好,可以发展成为一个中型的钢铁联合企业,因为发展成中型钢铁联合企业比较快。背完这段语录,我对他一下子亲近了许多。 陈秉章告诉我他是广州人,因为哥哥在香港原料行工作,与赖老板认识,所以他才能在公司谋得这个差事。 "他算什么东西!"陈秉章对赖老板好像很有意见,他说:"一个地道的潮洲农民,初中生,上学时还总是抄别人的作业,'文革'期间混不下去了,偷渡到香港,在香港一间小电镀厂打工,后来不择手段骗娶了老板的女儿,自己就成了小老板。别看他现在人模狗样,还不是靠这几年在深圳省下的人工、房租、生活费、税费、环保费,使他的电镀成本比香港那边低许多,才一下子接到这么多订单。" 陈秉章的话具有权威性,因为他哥哥是香港人,而且在香港做电镀原料生意,对两边的行情都知道。 "'人工'是什么?"我问。刚才赖老板对我说"人工你不用操心",我就没听懂,也没好意思问。 "人工就是工资。"陈秉章说。 听了他的解释我忍不住地笑了。他问我笑什么,我把赖老板刚才对我说的话复述了一遍,并告诉他我以为是不要我管工人,只要我管技术。 陈秉章听完之后也哈哈大笑,但他很快就收住了笑容,严肃地告诉我:你上当了。我问为什么?他说:不事先谈好价钱,出粮时你看吧,最多给你一两千。我问"出粮"是什么意思?他说出粮就是领工资。我又问:你是说每月工资一两千元?他说是啊,你还以为是多少?我没敢说话,心里想:我乖乖,一月一两千呀!一月抵在家干一年了!我想如果我真能一月拿一千多,我就给老婆买个金项链带回去,准把她乐疯了。想起老婆在家省吃俭用的样子,我的心凝重了许多。 陈秉章见我不说话,并且脸色凝重,就来安慰我,说:"先干了再说,骑马找马。我哥哥说了,有机会他也来内地开间电镀厂,到时候去我哥哥那边做,保证他会给我们香港师傅的待遇,每月人工一两万。" "多少?"我怕自己又误解了。 "每月一两万港币,"他说,"总不能真跟香港师傅一模一样拿两三万一月吧。"他肯定觉得我贪得无厌。 "不是这个意思,"我赶紧解释,"我是没想到这么多。" "没想到吧?"他说,"这还不算最高的,最高的一月四万多呢。" 我觉得他在瞎说。 他接着说:"其实香港人有什么了不起?凭什么人工是我们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那几个鸟香港人跟他妈的赖老板一个样,都是从大陆偷渡过去的,一个个初中都没念完,懂个狗屁!他们谁行谁到化验室来做个分析看看。" 我刚来,不想介入到这些是非之中,就提醒他:"该上班了吧?" "没事,"他说,"反正化验室就我一个人。" "一块下楼吧,我正好要去取行李。" "那好吧。" 下到四楼,陈秉章说:"我到了,拜拜。"我抬了下手,说"拜拜",然后一直下到一楼,骑上那辆破自行车,一阵风似的找蒋大哥报喜去了。 蒋大哥对我这么快就找到工作非常惊奇。问我是哪里,我告诉他是山脚下工业四路顶头的恒基实业。他更高兴,说:那是一家相当不错的港资厂,很难进的,听说老板只要他们潮洲人,外省人一律不收的。 "安排你做什么?"蒋大哥问。 "好像是主管。"我说。 "主管?"蒋大哥问。 "是的,"我说,"但不知具体管什么。" "主管是公司的第三把手,"蒋大哥说,"除了老板和那个副经理,就你官大了。" "工钱多少?"蒋大哥又问。 "好像是一两千吧,老板没跟我谈这个问题。"接着,我把陈秉章对我说的话讲给蒋大哥听。 蒋大哥说:"那个广州佬讲得对,香港人在这边工资一个月是两三万港币,而大陆的工程师每月确实只有一两千,没办法,是这样的。" 蒋大哥见我没说话,又安慰我,说:"不过你可能要高些,做主管的应该有两千。行了,比我高了,我才一千四呢,先干着吧。" 我见蒋大哥误解了,赶忙跟他解释,说我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嫌少了,是觉得很多了。 蒋大哥看着我,认真地说:"你千万别这么说,跟老板没什么客气的。你绝不要说你在家只拿一百多,千万别说!这么远跑来,不就是想多挣两个吗?记住,跟老板别客气。" 蒋大哥如此严肃,由不得我不认真对待。 从蒋大哥那里回来,才三点多钟,我放下行李就去找赖老板,准备立即上手工作。赖老板没在,副经理告诉我,赖老板已经回香港了,要下个礼拜才过来。我问他我的工作是怎么安排的,他抬手看看表,想了一下,说:"行,就算你从今天下午开始上班吧。"那口气绝对是给我一个面子。想想自己以前在国营单位,上半个月报到拿一个月工资,下半个月报到,哪怕是31号报到,也拿半个月工资,绝不像这里具体到哪一天甚至精确到上午还是下午。还没上班,就已经充分感觉到资本主义气息了。 副经理告诉我,我的运气最好,老板每周只过来一天,恰好让我碰上了,否则谁也不敢当场拍板录用,至少不可能直接录用做主管,而且如果不直接做主管,要想从下面一步一步提起来就难了。 听了这话,我先是一阵窃喜,后又觉得主管有什么了不起?但嘴上却说:"谢谢您了,这全是您引荐的结果。" 副经理说:"今后我们好好合作,我对技术不懂,你是专家了,要好好镇一镇那些香港佬。" 我听不懂是什么意思,不敢说话,甚至不敢点头。 副经理又说:"我主要管行政,500多号员工,吃喝拉撒睡,还有办暂住证、防火、安全、吵嘴打架、男女关系,整天累死,老板还是不满意。他也不想想,香港佬一天到晚都干了什么,凭什么人工比我高那么多?" 他这么一讲,我更不敢说话了,心里老是想着陈秉章对我说的话。 晚上加班,从晚饭后一直加到10点。在后来的几天里,天天加班。我感到很震惊,这怎么行?金属都有疲劳强度,何况人呢。既然让我管生产,我决定解决点实际问题,就从这个问题入手。 那几天晚上,我一个车间一个车间地看,一道工序一道工序地检查,又仔细分析了复印的订单和写字楼下达的任务表,发现一个问题:只要生产安排得当,同样的生产任务完全可以在正常工作日内完成,根本用不着加班加点!这一发现使我很激动,但我还是忍住了,没跟副经理说,甚至没有对陈秉章说,我有一个小心眼,生怕别人分享我的功劳。后来的发展证明,小心眼是有害的,不仅害人,也害自己。 我偷偷地写了份报告,并且附上包含劳力和设备合理利用在内的开工计划表。我盼望着星期二快点到来,我要向赖老板献一份大礼!事实上,人有点小心眼或好大喜功的心态很正常,但任何缺点都不能过分,一过分就是致命的。星期二那天,赖老板从香港来了,赖老板甚至还专门找到我,问我工作怎么样,生活是否习惯,我一一作了回答,可就是没有将那份附有计划的报告直接交给他。我的小心眼甚至小到老板的头上!我居然怕赖老板会将功劳窃为己有。现在想想觉得可笑,但当时我确实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可能是我刚从内地国营单位出来,还带着在那种环境中长期养成的思维方式吧。 下午开会,赖老板说了许多鼓气的话。大意是说香港写字楼那边又接了很多订单,要我们这边加紧干,说准备还要再加两条生产线。我这时候才知道公司在香港那边还有写字楼,并且公司主要业务是香港写字楼那边接的,我们这边实际上是个生产基地,难怪老板一星期只过来一天。 赖老板说得很认真,也很费力,因为他为了照顾我,不得不用他不习惯的普通话来说。我很着急,生怕他说完之后就散会,如果那样,我就没有表现机会了。好在赖老板还算民主,讲累了之后便问我们有没有要说的。先问副经理,副经理说了关于招聘的事,说广告登出去之后,已经收到全国各地的应聘信70多封,其中大学毕业并且做过这一行的有15人,待遇要求符合我们希望的有6人,看是不是从中挑3人通知来见工。赖老板笑着点头,并没有表态。他接着又问几个香港师傅有没有什么要说的。几个师傅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又一起摇摇头,表示没有。不知道是不是陈秉章的话先入为主的缘故,这时候,我感觉他们像是一群在墙根下面晒太阳的农民,猛然碰见一个来问路的,他们答不出来一样。赖老板这时候问我,我其实已经等不及了,赶紧把自己早已想好的和盘托出,并且还双手呈上报告与计划。 赖老板对我好像格外客气,在问我有没有要说的时候,笑的幅度本来就比刚才大,听了我的发言笑度越来越大,后来又慢慢变得严肃,当我的材料递给他之后,他已经变得完全严肃。不仅他变得严肃,而且几个香港师傅也很严肃,只有副经理的面部表情很复杂,看不出是紧张还是幸灾乐祸。这样安静了好大一会儿,赖老板板着脸说:作业去吧。我不知"作业"是干什么,但看大家都往外走,也跟着走。心里有点失望,赖老板没表扬我,甚至没有讨论一下我的方案。 我来到化验室。化验室的陈秉章现在是我唯一能说说话的人。这里普通员工的素质实在太差,我没想到深圳工人的素质比我们那里差那么多,简直没法沟通。前两天我上生产线了解情况,偶尔发现一个女工有点模样,至少看上去不太土,于是找个理由上前攀谈几句,这个有点模样的女工果然比一般的女工胆大,她问我:"你会说白话吗?"我说不会。她又问:"你会说潮洲话吗?"我说不会。她说:"噢,我知道了,你是客家人!"于是,不到半天时间,500多工人全部都知道他们新来的主管是客家人。当天晚上,居然还有几个客家妹来到我宿舍门口,要认我这个客家老乡,差点就把陈秉章笑死。 我把刚才会上的情况对陈秉章说了,问他是怎么回事。陈秉章沉默了半天,说:"你闯祸了!" 我很紧张,马上就想到了炒鱿鱼,想到被炒了之后该怎样向蒋大哥解释,怎样对老婆说。我问:"怎么闯祸了?" 陈秉章没说话,先是看着我,然后又走过去把化验室的门关上,这才回过头来,说:"你来之前,赖老板就说过这个问题,和你提的一模一样。赖老板说现在的工作量500多人工根本就不需要加班,但香港师傅就是要搞成天天加班。天天加班他们就可以和工人一样天天拿加班工资,一个月上万呢!他们跟老板说这里的工人其实是乡下来的农民,素质差,500人抵不上香港的200人,赖老板说200人做这些活也不用加班。他们为这事还吵过。这下好了,你一说,老板有根据了,你看吧,马上就有好戏了。" 这时候我开始安慰自己,说:"这是纸包不住火的事情,就是我不说,老板心里也有数。再说,公司马上又要进来几个大学生,他们来了也会看出问题,也会说的。" "要来大学生?"陈秉章紧张地问。 "是啊。" "什么时候来?" "很快吧。" "几个?" "三个吧。" "有没有搞化验的?" "不知道。" 我豁然发现,陈秉章其实还蛮在意这份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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